40年代飞虎队员眼中的四川民俗,飞虎队员留恋中国美食

1945年,第14航空队把人员从昆明调到重庆白市驿基地,以便让飞机更近距离侦查和攻击日军东部军事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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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代飞虎队员眼中的四川民俗,飞虎队员留恋中国美食

1945年,第14航空队把人员从昆明调到重庆白市驿基地,以便让飞机更近距离侦查和攻击日军东部军事设施。而8月上旬迁移完毕后,驻扎在太平洋岛屿上的美国空军就向日本本土投放了原子弹。不久,日本政府便无条件投降了。图为重庆街头,在庆祝抗战胜利的街头装饰背景衬托下,一个黄包车夫在等待客人,座位上方搭了遮棚以阻挡炽热的太阳光。

40年代飞虎队员眼中的四川民俗,飞虎队员留恋中国美食

通往重庆的公路(威廉·迪柏摄)

40年代飞虎队员眼中的四川民俗,飞虎队员留恋中国美食

白市驿空军基地入口。小桥前面的草棚是岗哨所在。(威廉·迪柏 摄)

白市驿机场上的中国P-51型战斗机(威廉·迪柏摄)

威廉·迪柏坐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工地的碾子上,在望着起降的飞机。(艾伦·拉森摄)

白市驿机场施工现场(威廉·迪柏摄)

修筑成都附近新津县空军机场的民工(威廉.迪柏摄)

重庆郊外木桥上行走的中国士兵(威廉·迪柏 摄)。

美军第14航空队重庆白市驿基地指挥部(威廉·迪柏 摄)

第14航空队在白市驿基地的营房是干净的稻草顶平房(艾伦·拉森摄)

原来要送给那个昆明女孩的洋娃娃终于收到了,可我在重庆,上哪儿去找她呢?据说空军总部附属医院的一个护士有个可爱的女儿。我们联系到那个护士,然后把洋娃娃送给了她的女儿。(艾伦·拉森 摄 )

艾伦与这位幸运的小女孩合影(威廉·迪柏 摄)

在营房外的艾伦(站立者)和他的战友。艾伦的裤袋里塞满了国民政府发行的纸币,战争结束时这些纸币已严重贬值。(威廉·迪柏摄)

威廉 迪柏在晾晒衣服(艾伦·拉森 摄)。

白市驿驻地,威廉·迪柏在取井水。(艾伦·拉森摄)

威廉·迪柏在重庆郊外的小河边(艾伦·拉森 摄)

威廉·迪柏在俯视重庆山区的梯田(艾伦·拉森 摄)

二战结束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们经常从白市驿的基地前往重庆游览。湿热的天气使我们了解这座城市以及饱受日军不断空袭磨难的市民。这张照片展现市民排着长长的队伍,在等待领取极少量配给的用水。(艾伦·拉森摄)

重庆街景(威廉·迪柏摄)

重庆街景(威廉·迪柏摄)

重庆街景(威廉·迪柏摄)

重庆街景(威廉·迪柏摄)

重庆街景(威廉·迪柏摄)

重庆街景(威廉·迪柏摄)

1945年8月庆祝胜利的重庆街道

战时日军侵入中国东北内陆和沿海地区时重庆成为中国的陪都,中国民国政府迁至重庆,直至战争结束。战争结束前夕,艾伦就驻扎在附近白市驿基地,一次去重庆时他拍了一幅总统府的照片……当中国士兵驱赶艾伦和他的飞虎队战友时,这幢巨大的红色官邸已经留在艾伦的镜头里。(艾伦·拉森摄)

重庆的居民区(威廉·迪柏 摄)

化龙桥,临江的重庆景象(威廉·迪柏 摄)

重庆附近的小镇(威廉·迪柏 摄)

重庆江边码头拥挤的街道(威廉·迪柏 摄)

堆放陶瓷缸的仓库,小孩在好奇地看我们拍照。(威廉·迪柏摄)

一个年轻的苦力在炎热的路边休息,旁边是他的担子 。

在重庆街上,一个年轻的美国军人正在看一个饭店的招牌

摆摊出售农产品的当地妇女(威廉·迪柏 摄)

成都,迪柏和竹林(艾伦.拉森摄)

威廉·迪柏在洗澡(艾伦·拉森 摄)

背竹篓的中国男孩(威廉·迪柏 摄)

童子军(威廉·迪柏 摄)

派到军营做帮工的成都小伙子(威廉·迪柏 摄)

成都,船工往船上装粮食,威廉·迪柏正与船工头说话。(艾伦·拉森 摄)

成都,艾伦与小船上的船夫们(威廉·迪柏 摄)

成都南河(锦江)上(威廉·迪柏 摄)

成都,河边云集的小船(威廉·迪柏 摄)

成都,沙石路上推独轮车的民夫(威廉·迪柏 摄)

成都,烟具店(威廉·迪柏 摄)

成都,绸缎庄(威廉·迪柏 摄)

成都城,繁华的绸缎商铺街的入口(威廉·迪柏 摄)

成都城排队等客的黄包车夫们(威廉·迪柏 摄)

成都的商铺(威廉·迪柏 摄)

成都的图书馆(威廉·迪柏 摄)

华西协和大学(威廉·迪柏 摄)

成都华西协和医院(威廉·迪柏 摄)

迪柏在帮助成都农民晾晒棉花和红椒(艾伦·拉森 摄)

成都平原,迪柏在看农民晾晒小麦(艾伦.拉森摄)

飞虎队队员眼中的中国:中国人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文[美]艾伦拉森

当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飞行员,上衣里都有一份持有人的身份和工作记录。如果他碰上麻烦,那就指望认识字的中国人读懂以后来帮助他。通常情况下它非常有效。我还留着一份记录。有一件很有戏剧性的事,事件的主角正因为制服里有这个,所以被日军击落以后,成功得到了营救。

戴维斯上校是一个飞行队长,驾驶P-40战斗机,就是机头画了鲨鱼嘴图案的那一种类型。那次他们正在执行任务,突然他的引擎被日本飞机击中了,他被迫跳伞逃生。他着陆后受了伤,侥幸躲过了日本兵。敌人离他只有几里远。他逃进一户农家,但那家没有人认识字,不晓得上面写了什么。他们再去找认字的人来读。飞行员后来回忆,不过15分钟,他就被抬出农家到了另一个地方,那里有中国军人。中国军人立刻动手帮忙,劳工也赶来,用一把椅子当担架抬到几里之外的另一所房子。在接下来的3周时间里,他就这么被抬来抬去,然后找医生医治,还见到了将军。最后,他们把他送回了美军基地。

我来中国之前,对劳工的印象主要是通过阅读得来的,里面这些人面目可憎。后来才知道这种印象是不对的。我想把那些建造机场的劳工拍摄下来。他们搬运巨石,把大石头砸成小块。我发现这些人被叫作“苦力”。我希望能通过什么方法来弥补过去那些年里的错误认识。我一直认为他们是贫弱无力的一群人,但最后我却意识到,他们强大、能干,在艰难的条件下长时间地工作,还冒着生命危险。因为飞机降落时不时会滑出跑道,撞倒在一旁工作的他们。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学会了感激。那些人虽然没有当时美国那样的先进设备和资源,但是他们比我们更为勤奋,就是要让国家强大起来。

得到战争结束的消息,我们放声大笑,有人朝天鸣枪,喜悦难以言表,因为部队可以送我们回家了。但我们没忘记回去做剩下的工作,以便离开中国的时候,事情能够变得井井有条,好让中国人也为我们感到骄傲。这就是我们走之前几个月时的心情。那是令人开心的一刻,还要感谢中国朋友自始至终对我们的支持,这是非常美妙的经历。

60多年过去了,我经常翻看我拍的照片,也经常和人说起。我很留恋中国的食品,另一方面,中国人成了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我和他们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我回美国继续大学学业的时候,特意选修中国历史和文化方面的课程,这样我就可以更好地认识当时的所见所闻。除此以外,我的邻居也对我那段经历很感兴趣。我做了一套幻灯片给不同的人看,讲述我在中国的事。无论是对于他们还是对我和我的家人,这点很重要。(摘自《飞虎队队员眼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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